按：我在后记里说《白日漫游》更像是序曲，是因为书里不少地方表达了我对写作的看法，或者说，是对我想写的作品的看法。当然，了解文学史的读者会发现，对于二十世纪很多的文学流派而言，他们想要写的东西总是比他们实际写出来的精彩得多。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逃出这种魔咒。但值得一试。

已经有多位朋友向我表达过，这种直接表达观点的写法不妥，太直白、单薄，违背小说的写作规律。我承认这一批评不无道理，如果小说真的有某种规律的话。但我还是相信，写作应该展现个性，而不是抵达共性。不过，以后我可能确实不会再这样抛出观点了，也不会同写作者争论写作的问题。不是不认同自己的写法，而是因为关于写作，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比如下面这两段中的意思，我就在多个场合说过。

之所以还是要贴出来，除了营销的目的，也想到，这些话也许对同我年龄相仿的写作者有一点启发。很显然，他们不太可能通读我的作品，就像我很少认真读他们的作品一样。

“可是你说我们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一听到他的批判，我就想起那些反对的声音，“稍微用力一点，别人就说你偏激。”

“只能继续写下去啊。偏激是必然的，因为现实就很偏激，如果不想回避，便只能如此。我觉得我们之前的写作都有太多稚气，所谓反抗，首先在于拿出真正的作品。”

“可是全职写作真的可行吗？辞职以来，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持续产出的能力了。”

“所谓可行性，就是一种论证；但这种事情属于决断，而非推理。任何人都无法持续产出创造性的作品，除非是写类型小说，或者那种匠气很重的小说。”

“你现在怎么这么乐观？”

“没办法，那么多糟糕的作家仍在写个不停，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羞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写下去？他们有着那么多迷人的中心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何况，人活在这世上，为了不坠入虚无的深渊，是必须要牢牢抓住一点东西的，而目前我们能抓住的也只有写作。”

“不过不少年轻作家似乎都很享受这种虚无，他们认为当下这个时代不一定比其他时代更糟糕，因而任何琐事都值得回忆，任何情绪都值得书写。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是的，题材竞争意识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几乎所有作家都有信心从他们的童年、故乡和内心挖出用不尽的宝藏。他们不需要外界的刺激，新闻时事只会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略大于整个宇宙’。何况他们的书房已经塞满了全世界的经典作品，根本无暇活在当下……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虚无是一种间接的恶。如果内心生活没有高低之分，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毫无区别，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就意味着‘恶’无法从我们身上夺走任何东西，我们也不能对‘恶’做出任何判断或行动。从这个角度讲，虚无主义只能是一种道德败坏的集中表现形式。”

“可是写不出来怎么办？”

“这是所有写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首先应该坦然。写作本来就应该像翻译那样，不是不停扩大产量，而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增加太多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勤奋，甚至将勤奋视为一种天赋。你一定也认识不少有写作梦想的朋友，但真正动笔的人不多，坚持下来的就更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队伍还会变得越来越小。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冲过终点的人不一定是最会跑的，但一定是最有韧性的一个。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勤奋的天赋。而我们现在还远远不够勤奋，所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如果最后写出来的东西都通不过审查，或者根本就无人问津呢？”

“重要的是先写出来。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一个地下文学的时代，如果此刻就开始解冻，我们会迎来文学高潮吗？恐怕未必，因为太多的人已经习惯了戴着镣铐跳舞，他们已经忘记了真正的舞姿。八十年代的作家就是吃了准备不足的亏，他们没有持续的能量释放出来，所以最后都抵抗不住下海经商的诱惑。”

“可是我们得生存呀。”

“其实你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谓的生存问题很多时候都只是消费主义构建出来的谎言。我们现在的生存压力难道会比在战乱中求生的作家更大？难道我们会饿死街头？说到底还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就像今天上山一样，路肯定是不好走的，不然很多人都走了。”

……

——《下山》

“我承认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我的质疑也是一种自问，只不过我不再把内心的另一个声音当作必须被消解之物，而是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更多的平静。我年纪大了，很多事都已经来不及。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富有激情，倒不妨尝试做点事情。你有写过什么东西吗？”

“写过，但全都是垃圾。以前我幼稚地以为文学应该有更崇高的目标，理应与政治划清界限，但我渐渐意识到政治的含义自二十世纪以来早已扩张，任何生活都是政治生活。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政治选择。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写作很有可能意味着一种恶，更不要提那些积极为制度辩护的文人。”

“那你想要写什么？”

“在重新下笔之前，我先要解决语言的问题。我中汉语的毒太深。我指的是当代文学史里的那种汉语，它们执著于再现革命语言，官场套话或地方方言，流畅得近乎圆滑，不提供任何停顿，带着胁迫式的狂欢意味。我相信小说的语言太过贴近现实反而会对文学语言构成伤害，太过熟练地使用汉语是对变化的本能逃避。何况‘再现’通常都只会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根本不足以表现真实。经验是需要翻译的，而不是简单的描绘。我想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它的密度能够对抗极权主义的压力，厚度可以对西方文学传统形成呼应。当然我还写不出来，我也常常怀疑自己不过是试图发明一些早已问世的东西，而我真的拥有足够的才华写出新意吗？但是新意其实是二十世纪的概念，我们已经被所谓的原创性俘虏，从而失去了从古典主义中吸取养分的能力；而才华是一种玄学，有没有才华不是自己可以判断的，我必须调整才华的定义，将低产、自我否定、厌恶社交通通视为才华的必要条件。”

——《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