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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访谈是南京诗人马号街去年做的,发在他的公众号上。承蒙偏爱,在诗歌写作上,他给了我不少支持和鼓励。
 
这篇访谈较为集中地表达了我这两年对诗歌的看法。这些观点也许既会得罪“学院派”,也会得罪“口语派”——如果这两个“派”还存在的话。其中有些回答,后来被我写进了小说里。打算把这篇访谈发出来时,本想去掉那些重复的段落。但我想,或许不该太害怕重复,毕竟在这个信息超载的时代,任何一句话都要说上好几遍才有可能被人听见。过分追求独创,有时使人软弱。
 
另外,我以后还会写诗,但不会成为诗人。
 
1.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高中读到海子的诗,深受触动,便开始模仿他的风格写一些抒情诗。我的笔名就是那时候取的,来自海子的一句诗:“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现在似乎有不少年轻诗人以谈论海子为耻,也许是出自影响的焦虑。在我看来,他的诗歌创作至今仍有别人无法抵达的地方。他的天分很高,但这同时也成为负担。因为对于年纪很轻就写出杰作的诗人而言,人生自此以后便很可能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朽坏,自杀也就成为必然的阴影。
 
2.在你看来,诗歌创作和小说创作有什么不同?哪一个对你更重要?
 
有人总结过,其实很多小说家一开始都是写诗的,后来发现自己诗写不好,就只好写起小说。我也经历过这个,大学几年,几乎只写诗,后来慢慢意识到自己写得很差,才转而写小说。里尔克对一位青年诗人说,如果你决定写诗,就必须按照这种必要性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你的生活直至它最无关紧要和最无足轻重的时刻,都应成为这种冲动的标志和见证。我很认同,小说家可以偶尔懈怠,诗人则必须是二十四小时的。严格来讲,我认为一个人几乎不太可能既成为诗人,又成为小说家。这两种职业之间有很难协调的冲突。
 
我有很多年没有认真写过诗,偶尔想到的意象或诗句,也会用到小说里面。但从去年开始,我慢慢发现,诗歌有时比小说更容易切入现实,也更有力。在革命的年代,首当其冲的其实是诗歌,这一点似乎是被大家忽视的,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低级的口号式写作。诗人们厌弃的“政治热情”恰恰是国家所不允许我们有的,这一点值得引起警惕。
 
所以我开始有意识地写一些与当下现实相关的、适合朗诵的、相对清晰的诗歌。作家们经常怀疑作品的价值和力量,进而一步步放弃公共空间,逃进自己的书房。但独裁者从不质疑这一点,他们总是以最精细、最严密的方式来封禁一切他们认为有害的作品。仅就这一点来讲,作家们是要向独裁者学习的。
 
3.那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诗歌创作的现状?
 
国内的诗歌我读得不多,毕竟诗人太多了,诗意又只有那么一点——但我的整体观感不佳。其中有一部分人写得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晦涩,像在写咒语。当然咒语本身是有魅力的。但我常常从中读出无力感,并没有像真正的咒语那样可以驱魔。我相信诗人必须有切入现实的能力。
 
三十年代,奥登和衣修伍德来到中国,去了山东的抗日战争前线。当时已有太多作家奔赴内战中的西班牙,所以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写作开辟新的“战场”。这种“题材竞争”意识在国内诗歌圈里几乎是看不到的,似乎所有人都有信心从他们的童年、故乡和内心深处挖出用不尽的宝藏。他们不需要外界的刺激,新闻时事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多影响,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略大于整个宇宙”。而事实上,我们的童年已毁坏,我们的故乡无法返回,我们的内心也已经是千疮百孔。沉迷于抽象的普世的抒情,是对变化的逃避。我理解不了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毫无敌意的诗人。在出版和网络审查如此严格的今天,许多诗人仍能毫无障碍地发表诗歌,甚至获得官方的奖赏,这本身就很可疑;
 
另一部分人则依旧致力于将诗歌拉下神坛,他们相信一切事物,一切情绪都可以写进诗里,怎么写都是诗。我想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诗歌的王冠早就被丢弃在臭水沟里,而这种杜尚式的民主审美已经在西方宣告破产,因为“民主”和“审美”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冲突。这种玩法到最后必然圈子化,甚至比学院更“学院”。因为它上不去,也下不来(天天说口语的人其实欣赏不了口语诗)。我一直搞不懂这类诗人的读者到底在哪儿。
 
当然,这些诗人和上面提到的那些诗人相比,保持了更多民间的声音,这是值得肯定的。之前有一个坚持不工作的“垃圾派”,就很有骨气,至少活在了一致性之中。(一个无法将生活与诗歌统一的诗人,还可能是诗人吗?)但在我的偏见里,为了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理念而抛弃此前所有的诗学,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相比于国内的小说家,我反倒认为诗人的能量更大。至少能读到不少有原创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下绝大多数诗人而言,他几乎得不到任何现实回报。没有什么读者,稿费,很难出书,影视改编更无可能。他们几乎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偏僻词,而就在三十年前,他们还在词典的第一页,是那个响亮的“啊”。——单从这点上讲,诗人确实站在了精神的高地上。
 
4.那你觉得诗歌应该怎样切入现实呢?你不担心反映现实会损坏诗歌本身的美感吗?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有些小说家写官场,会把那套官腔完整复述一遍,这确实是现实的再现,却又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文学语言。所以描写犯罪,我们可能需要尽力避免使用罪犯的语言。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对立面写得更深刻一些,尽管这违背了客观,但为了获取诗意,这可能是必要的牺牲。而且,我们本不应该希冀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新闻价值。文学真相和事实真相是两种东西。当然对此我没有很好的答案,我也还在摸索。有些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但我不因此而拒绝问题。
 
5.你认为诗人从事什么职业比较好?
 
事实上我认为真正的写作必须是职业写作,因为它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一边上班一边写作,会形成剧烈的撕扯,内耗极大。反例自然是有的,比如卡夫卡或斯蒂文森。但这毕竟是特例。尤其国内绝大多数的工作,需要承受来自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压力,这意味着你既要在资本的泥坑里滚,又要在意识形态的粪坑里爬。如果有人声称上班对他的写作不构成任何负面的影响,那么他要么是在撒谎,要么就已经麻木不仁了。
 
但是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工作。这已然是一种必然的痛苦。除了将这种痛苦书写出来,我暂时还找不到更好的解决之道。不过我还是从将近十年的工作中得到了一些人生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你想写作,千万不要当编辑。很多人以为从事编辑对写作有好处,这是极其错误的。许广平当年也这么想,说要做编辑,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我的意见,以为做编辑是不会有什么进步的,我近来常与周刊之类相关,弄得看书和休息的功夫也没有了。”事实的确如此,读太多平庸的作品会降低你的标准,败坏你的品味,损害你的灵魂。
 
还有就是有些人会想着“先多挣钱,再写作”,这种用钱摆脱钱的想法也很可怕。主动挣钱(打工求生不算)意味着投身资本市场,而绝大多数人的文学野心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从中全身而退。八十年代有一大批选择经商的诗人就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决定成为商人,诗人就从你的身体里死去了。或此或彼,人生就是这样残酷,并没有那么多可进可退的中间状态。
 
不过关于职业的选择,“打工诗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有些人可能不打工,我说这话的时候想到的是余秀华——但我不知道更准确的叫法是什么,学者们可能已经想出来了)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群体,国外似乎没有这样的诗人。我认为,他们的声音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学(文化)教育在当代的回响。这些没怎么受过教育的诗人,反而因为未受过多后现代主义的侵扰,而选择相信文化的力量,相信诗歌的力量,这种力量也的确带给他们慰藉和呵护。就是说,在这里,诗歌几乎已经承担了宗教的意义。在这种闪亮的意义面前,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诗人,还在那里奢谈什么技巧的不足。
 
比如,有一个叫邬霞的女诗人写过一首叫《吊带裙》的诗,讲一个制衣厂的女工,一边做衣服一边想象那个穿上这件衣服(显然她自己买不起)的女孩会是什么样子,最后当我们以为诗人要控诉的时候,她忽然写“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这样写出了修女般的慈悲。我第一次读,第一反应是愤怒,心想这种歌颂难道不是在维护阶级差异的合法性。可是在告别革命的时代,一个在底层打拼而又不幸有了审美意识乃至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随着经济的下滑,这样的人无疑会越来越多——到底要怎么活?毕竟在大地上,每个人都只有这一生,也不能全都像诗人许立志那样逃到死里去。而且死是很难的,并非人人能做到。那么,在不能传教的前提下,将诗歌视为宗教,让它发挥抚慰人心的作用,就值得大力提倡。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当他汗流浃背走在回集体宿舍的路上,默念两句诗已经近似于念祷词了。
 
我的意思是,也许只有这些打工的诗人才更需要诗,或者说真正需要诗。他们不会问,诗人应该从事什么职业;而是问,当我从事这份工作,我是否还能成为诗人。当然,虽然我想过要进厂,但至今没有迈出、可能永远也迈不出这一步,我的说词因而没什么说服力。
 
*访谈在重新排版时有修改,尤其是最后三段。
 
 
吊带裙
 
邬霞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
 
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 它将被装箱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在某个下午或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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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子

远子

13篇文章 4年前更新

青年作家,湖北人,现居北京,作品散见于《鲤》、《诗刊》、《生活月刊》、纽约时报中文网等杂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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