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七点半，我又一次被窗外小学的升国旗仪式吵醒，这一次“国旗下的讲话”的主题是依然是爱国主义，一个少女以尖细的嗓音字正腔圆地讲述着爱国的重要性。于是我随手发了一条广播：这个国家的教育有多可怕，如果你不幸住在小学旁边，就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升国旗仪式，做操，教导主任训话，一切跟二三十年前没有任何区别。强调的还是集体主义，爱国爱党和绝对服从的那一套。那一点点的进步或许真的只体现在我们的局域网上，整个现实社会依然牢牢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

 

没想到此举引来了一大批爱国主义者的攻击和质问——“中国的教育固然有这样那样无数的问题，但归根结底一点，中国的教育至少还维系着名义上的公正。你们为中国教育做了什么？你们除了作为一个小所有者发发牢骚，又能做什么？”“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这些明明现在社会中很多人所缺乏的东西，天天有那么多时间说国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把某些欧美国家吹上了天，这让那些国家的人就跟看笑话似的，真是很无知。” “相信你们也会想想，为什么在你们看来有这么多问题的教育制度，还是有忠实的拥泵（拥趸）存在。可能不是一句脑残毛粉洗脑和斯德歌尔摩症候群能解释的。”

 

所以首先我要对那些说“楼主多虑了，你真信凭这点手段就能被洗脑吗？”的人说一句，是的，我信，他们已经成功了，或者至少成功了一半。

 

面对这种言论，我心里其实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试图与他们讲道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抱着“争吵”而不是“讨论”的架势而来，是为了“泄愤”而不是来寻求答案。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一直保持沉默，只会让他们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而且难保看到这些观点的人不会被说服。我有一个95后的表弟，朋友圈里转的全都是反日言论，过年在家也只看主旋律电视剧。所以这些言论并不是不值一提的，它们正在发挥着作用。

 

于是我试着反驳了几句，结果可想而知。你跟他谈逻辑，他就说这不是关于逻辑的辩论赛而是基于现实问题的讨论。你跟他谈事实，他就说凭什么你认为你说的就是事实？人家BBC的纪录片还说中国的教育好呢！要是放在以前，我大概会引用几句名人名言来斥责一番，比如萧伯纳说：“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罗素说：“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 ”塞缪尔•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但是这些人都是“外国佬”，没什么说服力，我怕连累他们一起被骂。

 

如果这些爱国主义者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观点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符合人类的弱点。如果不是，事情就更加悲哀并且可怕了。而网上的种种迹象表明，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毫无功利心地认为，这个国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西方国家的问题也不比我们少。它在积极地爱护着它的子民，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去热爱、赞美它。

 

不过，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动力并不是这些“爱国言论”，而是另外几个悲观、消极的观点。

 

【1.这种教育的害处没有那么大，你要相信，事情会变好的，社会是会进步的。】

 

几年前我在一家书店工作，有一回接到上级通知要下架一批图书，但实际操作中很多几乎与之无关的书也全都下架了。我当时年轻气盛，就给总经理发了一封邮件，说这样做不对。没想到的是，他特意从办公室跑到店面来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他的心路历程。大意是，在商言商，很多事情是碰都不能碰的。“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临走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但是，你要相信，这个社会是会进步的。”

 

我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但看他说得情真意切，也只好频频点头。实际上，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在心里默默相信着社会的进步，但表面上言听计从，甚至“举一反三”，那么社会的进步究竟是靠谁的力量在推动呢？

 

上级命令我们删掉与B事件有关的所有信息，基于现实的考虑，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ABC全都删掉。上级要求要多出版宣扬正能量的书籍，也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刀切掉所有“负能量”的书。我们所要做的也许只是在不危及自身的前提下表达出一点点的不服从、不合作。因为，我们无条件的退让只会亲手喂养大眼前这个“国家机·器”，而总有一天它会“强大”到夺走我们的一切。有人回复说，“我们都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但我们还不是在看《一九八四》么？”是的，说得没错，可前提是有一个不愿意服从的人写了这样一本书我们才能看到不是吗？我们的“觉醒”靠的不是“国旗下的讲话”，不是新闻联播，也不是参考消息。

 

这一点点的反抗并不需要大家舍生取义，也不需要像萨特那样站在一个道德制定点疾呼：“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但是有人会说，这又有什么用，杯水车薪罢了。可事实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观，至少面对一场可怕的大火，我们浇出我们力所能及的那一小碗水。尽管微小，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火势的蔓延。

 

【2.改变了又如何，一定会更好吗？我很悲观，只觉得这国的居民只配得上这样的政·府。】

 

实际上，很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表达过对人类社会的绝望，伏尔泰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照样的愚蠢和邪恶，跟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黑格尔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们从来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爱因斯坦说：“宇宙中只有两件事是永恒的，一件事是宇宙本身，另一件事是人类的愚蠢。”

 

但是不要忘了，面对社会问题，他们一直在积极地介入与回应，而不是唉声叹气袖手旁观，选择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退一万步讲，那些有良知的抗争过的人，即使没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至少也没有让世界变得更糟。很多时候，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他们，以及允许他们存在的制度的存在，才没有让人类社会走向世界末日。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那些在智慧和判断方面高人一筹的人应当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站在正义和善的一边，也就是说，出于正义的考虑，他们应该去帮助那些在智慧和判断方面略逊一筹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看到了真相，就不应该揣着明白装糊涂，更不应该赌气说出“这样的国民只配得上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话 ——你应该去帮助“这样的国民”。

 

当然这一断章取义的引用只会招来更多的责难：你如何判断哪些人是在智慧和判断方面高人一筹的？将“爱国主义者”划为略逊一筹的人难道不是一种极权思想吗？有人就以古希腊智者式的口吻对我说：“你认为正确的教育模式对孩子才是好的，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洗脑。”说实话，我没有能力回答这样的质问，因为我不是哲学家，政治哲学的书也没读过几本，没有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但是我固执地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没有大到彼此之间完全不可理解的地步，总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人心底的柔情和慈悲。

 

虽然我不喜欢切•格瓦拉，但他曾说过一句很漂亮的话：不能因为时代的艰辛而忘却内心的柔情。孟子用“孺子落井”的例子来说明人心里的这股力量：任何人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快跌到井里去了，都会产生惊骇怜悯的心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一恻隐之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培养自己的善良，而是唤醒那一份柔情并将其大大方方地释放出来。

 

如果一个人像我一样亲眼看见自己的朋友在军训的时候晕倒在地还被教官斥责为软弱，看见自己的同学因不堪高考的压力跳楼自杀，我不相信他还会眼睁睁地说，中国的集体主义教育没有问题，即使有问题，也没有国外的教育问题严重。

 

【3.不要试图让自己变成公知，看看那些微博上的公知有多讨厌。】

 

这是来自一个朋友好心的建议。这个建议对我而言没有太多作用。因为以我的才力和心力是不可能成为公知的。但是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黑”公知似乎变成了一种潮流。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否定总是比肯定容易让人获得智力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歌德说：“聪明的年轻人以为，如果承认已经被别人承认过的真理，就会使自己丧失独创性，这是最大的错误。”

 

不过，国内的公知确实有令人讨厌的一面，以前我关注了不少公知的微博，后来也几乎全都取消关注了。究其原因，倒不是因为像我的朋友认为的那样，他们都是给自己捞政治资本的投机主义者——我觉得预设一个动机太容易，但往往没有事实依据——而是觉得他们因为时代的艰辛而使自己变得过于严酷了，日复一日地批判和指责使他们的脾性越来越像他们所反对的对象。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大多缺乏自省的精神。

 

我认识一些朋友，当他们出的书在豆瓣上被人打了一星，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找豆瓣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处理掉，因为“很明显，那些读者都是胡说八道”。这种想法当然情有可原，但是往大了说，这里面其实蕴含着和独裁者一样的逻辑：你反对我，我就要封杀你，因为你的话毫无道理可言。仔细回想一下，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少见。我想说的是，基于人类心理所共有的阴暗面，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暴君的影子，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一些极端的年代，善良无害的老百姓会迸发出邪恶疯狂的激情。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与自己斗争，“革·命”之前先革自己的命。佩索阿的一段话我引用过很多次，因为我觉得他完全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不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而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尽他整整一生的时光。”

 

这句话让我在绝大多数负面社会新闻面前保持了沉默，但是今天，我说了很多，不是因为我已经根除了我心里的“恶”，而是认为我也应该适当表达出心里的“善”。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只有一点点的“善”，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都敞开心扉，让这一点点“善”流出来，事情就会大不一样。